文艺批评 | 刘春勇：“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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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大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感谢作者刘春勇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春勇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一、突围与挑战

2014年《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1]出版，次年，重庆市范大学的李笑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2015年第5期上发表针对该论文集的长篇评论，加上之前两位前辈学者（钱理群[3]、孙郁[4]）的序言，算起来总共有三篇面对70后的回应。三位评论者的意见有着惊人的一致：一方面是学理的加深和专业化的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同社会、时代以及自我的脱节。钱理群则在其序言更进一步地提出“如何面对前辈”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其实是一个空前的挑战。这不仅意味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吃透前人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意识，即抛开职业，我们为什么研究鲁迅？假若同样是将鲁迅研究作为志业，是将其作为目的呢？还是作为方法？前者是一种实然的个别史研究，后者则超然于个别史研究之上进入了普遍的应然领域，具有思想与哲学的意味。显然，实然研究对研究本身与时代及自我关联的要求不如应然研究那么紧密，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前辈研究中，实然研究的领域毫无疑问会被无限地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学者除了一部分继续实然研究外，要真正面对前辈，恐怕要更多地仰仗应然研究。换言之，当我们要面对钱理群的提问时，作为方法的鲁迅研究在未来恐怕是较为妥当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提法容易引起一种误解：似乎前辈学者并没有用过此法。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至少中日的许多杰出前辈学者都谙习此道，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时空中运用此法都做出过不俗的成绩。而对于我们这一辈青年学者而言，要想推陈出新，要点并不在运用此法，而是在将此法的运用同新的“时”相结合。

版画《鲁迅像》1936年 力群作

二、“鲁迅作为方法”的第一个层面：

民族­国家与日本道路

最先将“鲁迅作为方法”的研究较成功的是日本学者。其代表就是竹内好开创的，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丸尾常喜所继承的，一直延续到尾崎文昭、代田智明、藤井省三等人的“东大”鲁迅研究这一脉。如果对他们的著作稍有研究就会明白“作为方法的鲁迅”在他们那里始终意味着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在进入现代后，如何选择现代道路的问题：选择做“优等生”还是选择“近代的超克”？作为木山英雄同辈人的沟口雄三在其《作为方法的中国》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5]口号，“东大”鲁迅研究这一派尽管没有提出类似的口号，但其著作的方法与范式同沟口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中国”在他们这里被置换成了更具体的“鲁迅”而已。沟口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一研究范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来自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史学派的影响，不过，无论怎样这一研究范式在日本的“现代”研究中几乎都是以自觉的方式展开，且习以为常，在其中，研究者大都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与时代感以及宽广的历史视野，而这些则为我们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们所缺乏。

木山英雄

藤井省三

丸山升

沟口雄三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研究的范式，我们才看到无论是竹内好还是丸山升还是其他学者，他们在谈论鲁迅时，其实然的研究之上始终行走着应然的问题意识，换言之，阅读他们的著作始终有一种强烈“溢出”感，这恐怕要归功于“作为方法的鲁迅”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运用，即“以鲁迅为方法，旨归在世界/日本”。

三、“鲁迅作为方法”的第二个层面：

启蒙话语与个我的养成

在中国将“鲁迅作为方法”的研究贯彻得比较成功的前辈学者是钱理群。

不过同日本学者“溢出”式研究不同的是，钱理群主要是把鲁迅当作一种方法来运用到其他问题的研究中，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的“接着鲁迅往下讲”[6]就是这个意思。同日本学者关注民族­国家与世界不同的是，钱理群自始至终关注的是自我以及个人品格的独立及养成问题，这一点显然同他所处的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紧密相关。同一时代与钱类似的还有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其代表作《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7]在其所处的时代，很显然有意在言外的“溢出”的一面，不得不承认鲁迅在他那里同样是作为方法出现的，只不过，同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国族不同的是，王始终同钱一样是从启蒙话语着手展开自己的论述。不过稍微不同的是，钱理群将“鲁迅作为方法”不是在其鲁迅研究著作的“溢出”中，而是将鲁迅研究的成果直接运用于社会的分析与应用之中，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接更近于行动的鲁迅，给人一种贴身肉搏的“战士”的感觉，而非将鲁迅仅仅局限于知识的认知层面。我们可以将这一研究方法称之为“体验式”研究法。

《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 王富仁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从某个侧面说，日本这一批鲁迅研究者偏左，而钱偏右或许不是过分的猜想。在中国较晚起的鲁迅研究者中，孙郁的研究更接近于钱理群，而汪晖则比较靠近日本的鲁迅研究。

四、“鲁迅作为方法”的第三个层面：

超越民族­国家与“有余裕的”自我的复归

那么，作为年轻一代的鲁迅研究学人，我们如何区别于前辈学者呢？我想，最关键的是要养成全新的世界史眼光，超越固有的范式，以鲁迅作为方法，来重新认识世界与自我。

伊尼斯[8]的研究告诉我们，媒介革命预示着时代的转型。我们今天正值从纸媒到电子媒介转变的时代。过去建立在纸媒之上的固有范式都或多或少在发生松动。民族-国家体系——如同“文学”一样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柄谷行人[9]看来，“帝国”同现代民族-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与文化系统。“帝国”是建立在“世界-帝国”体系之上的，“帝国”存在于相互的馈赠与礼让之中，具体表现为朝贡体系。与“绝对主权”所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是，“帝国”容许“故乡”的存在，也就是在“帝国”原理中，帝国区域内的各民族各个地区的民风习俗都会自然的存在，而不会失去“故乡”。但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上的，这种体系会摧毁一切不相同的风俗与习惯使之一体化。但柄谷认为，过去被民族-国家所压抑的“帝国”结构有一种复苏的迹象，并且他认为这种复回将会有益于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并且，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同这种体系一起构建起来的文学及其制度正在急速地衰落，文学不再成为人们生活所关注的中心，现在，被文学所压抑的某种过去属于“帝国”的书写会随同“帝国”结构一起在某种更高层面上回归。这就是“文”/文章。

以上正是我们青年一代鲁迅研究者所在的“时”，明了此“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破固有的“现代”与“文学”的范式来重新触摸鲁迅。只有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说我们处在创新的前沿并且超越前人。所谓超越前人并非因为能力的非凡，乃是“时”之使然。由是观之，或许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全新的鲁迅，并因此全新之鲁迅进而重新塑造一个适“时”的自我。

鲁迅在留日时期欢呼“文学”的到来，不过就在他被民族-国家的“文学”所浸泡的同时，被压抑的“文”的传统经由章太炎也传到了他的意识之中。辛亥革命后，此前所建立的绝对的“文学主义”的观念逐渐开始松动，而 “文”的观念在他脑海中一点一点复苏。《狂人日记》在实现了他留日时期的“文学梦”的同时也在宣告“文学主义”在他世界中的松动，因为《狂人日记》的写作始终伴随着写一点东西有没有用的彷徨。不过因为苦于不能忘却“寂寞青春之喊叫”（木山英雄语），所以“文学梦”还要继续下去，这结果就是《呐喊》《彷徨》，但虚无与黑暗也在继续，由于这些越来越浓密，以至喘不过气来，于是感到不得不甩掉，这就是《野草》的写作。《野草》是鲁迅甩掉黑暗与虚无的作品，同时也是鲁迅从“文学”的现代传统向古典的“文”的传统更高层面回归的痕迹。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其潜意识中老师章太炎的“文”的观念在鲁迅的世界中全面觉醒。而标志着这个觉醒的就是1926年秋冬的连续写作的两篇文字《写在<坟>后面》和《铸剑》。这前后，一种有余裕的“留白”写作在杂文中，在叙事作品（《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诞生了。并且一同回归的有幽默、诙谐与笑。这就是“文”的高层面的回归。

《故事新编》鲁迅著

上海前进出版社

1935年版

《朝花夕拾》鲁迅著

北平未名社

1928年版

不过，这样一种“有余裕的”的“留白”写作的复归，其实也正是“帝国”原理中的“有余裕的”自我与“故乡”的复归。

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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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克、崔云伟主编，《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2] 李笑：《学院内的继承如何成为可能——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3] 钱理群：《“30后”看“70”后——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载张克、崔云伟主编，《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序一。

[4] 孙郁：《70后学人的鲁迅研究》，载张克、崔云伟主编，《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序二。

[5]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30页。

[6] 见钱理群：《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在“30 后”与“70 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7]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 观点散见于柄谷行人《帝国的结构》（林晖钧译，台湾：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5）和《历史与反复》（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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